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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惨败后,民主党有了哪些变化
2020-10-26 12:37:00

原文发表在《世界知识》2020年第19期

  2016年惨败后,民主党有了哪些变化

  肖河

  一、败因亦是转机: 民主党完成初选改革

  在不少民主党人看来,希拉里·克林顿就是一个“失败专家”。在2008年时,这位拥有众多党内资源的参议员就在党内初选中爆冷,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巴拉克·奥巴马;8年之后,希拉里又在初选中遭遇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头子”伯尼·桑德斯的挑战,险些重蹈覆辙。最后之所以能勉强过了初选这关,第一是因为桑德斯的政策立场过于异端,第二则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明里暗里的各种支持。一边是党内可以自由选择对象的“超级代表”在初选尘埃未定时就纷纷支持希拉里,营造出有利的政治态势;另一边是动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机器,给桑德斯阵营制造障碍。结果是,桑德斯阵营输掉了“不公平”的初选,怒气冲冲。在2016年费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本应该展现团结的会场一度气氛非常紧张,支持桑德斯的代表们强烈要求必须在竞选纲领中加入更多进步主义政策,包括设定15美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关闭私营鉴于、限制水压法开采油气等等。这些愤怒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不答应,就准备在会场上来一场标准的国会“院斗”。

  党内分裂果然不是总统大选的好兆头。希拉里“大热翻车”固然是给民主党的沉重一击,让民主党处于同时失去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最低点”,但是对于早就不满民主党建制派的激进派来说则是“机”大于“危”。尽管大选失败,民主党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变迁,长期来看其必然会赢得对共和党的持续优势。那么为什么会在结构性因素对民主党有利的时候遭遇惨痛失败呢?结论就是现有的民主党领导层腐败无能,未能打赢一场本来确有可能获胜的宣战。用选举后民主党的调查报告中的专业话语来说,就是未能调动更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积极性。因此,改革民主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激活民主党的选举机器就成了当务之急。民主党败选后不久的2017年2月25日,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竞选中胜出。在声势更盛的包括桑德斯派在内的草根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佩雷斯启动了一系列关于初选程序的重大改革。

  改革的核心就是增强党内初选的竞争性,放松民主党全国领导层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让初选能够找出能真正打赢选战的人。作为希拉里的“王牌”,能够自由选择支持人选的“超级代表制”在改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在2018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经过83个小时的党内讨论,新的初选方案正式出台: 第一,规定超级代表仅能在大局已定或者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才能投票,这实际上等同于取消了超级代表的权力,因为上一次出现僵局还是1952年;第二,推动各州的民主党委员会将推出候选人的程序由基层党团会议制调整为初选制,在仍然保留基层党团会议制的州,允许选民缺席投票,这两项措施都是旨在提高各州初选的选民参与度和竞争性。由于改革实属大势所趋,虽然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超级代表们,最终改革方案依然迅速通过,甚至都没有经过投票程序就已口头表决通过。除了选举制度外,佩雷斯还大力推动增加了党内初选的公开辩论次数,从原来的6场增加到9场,同时参加辩论的门槛也并不高。只要在全国民调中得到1%的支持率、在合计20个州拥有6.5万名捐款人以及在各州拥有200位捐款人即可。

  民主党在2018年的初选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上一次改革时,民主党的主流是认为连续大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精英控制、总是选出无法获胜的“造反派候选人”;而这一次的用意则既然相反,是要鼓励民主党内的“草莽崛起”,不怕主张更加激进。用时髦的话来说,其原理就是选举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具有同等民粹主义激情的民主党才能击败特朗普的共和党。

  二、更激进的文化左翼和更激进的经济左翼

  选举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行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虽然不少声音认为民主党的道路应该“悬崖勒马”,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已经与大众“距离太远”,重新夺回中间选民和温和派的信任。然而一旦考虑到特朗普是如何胜选和执政的,这种呼吁就顿时失去了说服力。显然,民主党人的头号大敌特朗普就用选举结果和执政以来的实际行动表明,比起讨好中间选民和“挖别人墙角”,还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更为优先。在“温和派”的希拉里失败之后,民主党内崛起的政治新星们也更没有理由刻意走温和路线。因此,从2017年开始,民主党内最有实力的两股主要力量都变得更加激进。第一股力量是所谓的“文化左翼”,也就是民主党内强调身份政治的主流派,他们的旗帜是“反歧视”;第二股力量则是新兴的“经济左翼”,这一派围绕在桑德斯周围,主要诉求就是“反对经济不平等”。自2017年起,两者都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一些突破。

  一方面,民主党的主流派用选举表明,虽然“身份政治”听上去越来越不好听,但是还是管用,美国人口结构的大变化仍然在继续起作用。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发生了令全美瞩目的种族主义事件,白人至上主义者群集至此。然而讽刺的是,就在3个月后,民主党人尼库娅·沃尔克就在市长选举中爆冷击败批准了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的在任市长迈克尔·塞纳,当选为夏洛特维尔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任黑人市长。2017年11月,民主党人丹西亚·罗伊姆击败连选连任12次的共和党人鲍勃·马歇尔,当选为弗吉尼亚州第13选区的众议员。这次选举的关键是,罗伊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选举前公开“变性人”身份的当选议员,而她之所以参加选举,就是要反对在州议会提出限制性别转化群体权利的马歇尔。罗伊姆的胜利还不是孤立,另一位性别转换的候选人安德烈·詹金斯也在同月成为了第一个当选明尼苏达市市议会委员的非洲裔女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乎要创造历史的选举。2018年5月,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在佐治亚州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州议员斯泰西·埃文斯,尽管她最终输给了共和党的竞争对手,但是仍然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州长候选人。这在位于美国南部心脏、盛产支持种族隔离的州长的佐治亚,几乎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如果不是共和党人尤其擅长搞“蝾螈选区”,以及在少数族裔选民登记上做手脚,艾布拉姆斯很可能在中心城市亚特兰大市及其郊区的有力支持下成为佐治亚州的黑人女州长。无论如何,伴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即使是在白人心脏的美国南部,其政治力量对比也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人的变化,而且这在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在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这样的“红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摇摆州”变化。

  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派的经济左翼也有斩获。与主流派加紧吸引全美范围内的少数族裔、妇女、性别少数派不同,经济左翼仍然在专心经营白人劳工阶层,特别是在东部和中西部。2018年4月,桑德斯的竞选助手、年仅28岁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党内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民主党众议院议长的潜在候选人、连任了9次的乔·克劳雷,并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顺利当选纽约州的众议院议员。在选举中,科尔特斯仅仅得到了一位党内议员的背书,而且这一背书还是同时支持了两位候选人。当选后,科尔特斯毫不讳言她的政策目标就是要让美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这一美国政治中的“禁词”,志在将桑德斯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发扬光大。在政策上,科尔特斯堪称集经济左翼论点之大成,主张全民医保、免费公立大学、联邦工作保障项目、撤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2019年2月,科尔特斯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埃德·马基联合在国会提出了14页的“绿色新政”决议。该决议草案包含一举解决气候问题和经济不平等的一揽子方案,其内容之大胆在美国几乎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不到两年,科尔特斯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内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

  总而言之,2016年后,民主党主流派是在美国政治中“开拓新边疆”,将身份政治的火焰烧到共和党的南方腹地;而少数流派则专注于“收复失地”,重新建立起与白人劳工阶级的联系,其在党内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三 更加团结的民主党

  虽然很多人认为民主党内终究只能有一套指导思想,民主党主流派的身份政治和少数派的经济平等之间在实践中也确实有相互冲突之处,双方也有些“互相看不上”,但是两派矛盾绝非无法调和。从选举结果上看,双方的突破大体上是增量而非存量变化,是增强了民主党的力量而不是导致内讧。自大选结束后到2020年4月,在9包括中期选举和特别选举在内的656次地方选举中,民主党赢了324次,共和党赢了332次。虽然共和党赢的次数更多,但是在席位上却“吃亏”不少。这是因为共和党的胜利大多发生在原本的“红区”,但是民主党的胜利却更多是“翻盘”性质,是将选区由“红”转“蓝”。其中在特朗普于2016年大选中得票领先的选区中,有372个在之后进行了地方选举,其中民主党“赢回了”68次,增加了45个各类议席。而反过来,共和党在希拉里赢过的选区中只胜了14次,增加了3个席位。从平均表现来看,2017年后的民主党候选人也明显强于希拉里,他们在2017年的得票率平均比希拉里高10%;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和州长选举中,也要好上6%。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甚至重新掌握了众议院。这些都表明败选后的民主党至少没有走向党内分裂加剧、共和党优势进一步增强的方向。

  在2020年党内初选结束后,拜登和桑德斯之间的融洽关系也证明,民主党内的两派并非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大胜选联盟”。在初选中,拜登一直避免直接批评桑德斯;在结果并无悬念之后,拜登阵营更是立即开始寻求桑德斯的支持,并建立起一个双方竞选成员都参加的“团结工作小组”,共同起草民主党的大选政策纲领。例如,在争议极大的全民医保问题上,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也加入了“欢迎全民医保的支持者”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桑德斯虽然再次未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相较2016年,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已经部分的“桑德斯化”了。无怪乎桑德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的竞选在数月前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运动并没有”,呼吁所有民主党人团结一致、支持拜登,击败特朗普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总统”。这次民主党全国大会也是罕见地没有发布任何“少数派”报告的一次大会。从这些迹象看来,无论民主党能否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其至少已经开始摸索出让其文化左翼和经济左翼团结起来的路径。如果这条路能够继续走下去,民主党人所一直期待的美国人口结构的“不可阻挡的变化”可能还会更早地兑现其巨大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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